寻找“隐形人”

（玉环法院 干莉娜）

江西省分宜县高陂村，一大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和风阵阵，满目的绿色好不惬意。然而，这种和谐却被一阵男女声夹杂、普通话当地话穿插的声音打破，回头只见方法官与两三位中年男士，围着一名老汉激烈“交谈”着……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江某认识了情投意合的女子，欲结为夫妻，奈何二十年前其曾与袁某婚姻登记并育有一子。袁某虽已在五年前与江某分居并离家，但出走前未与江某办理离婚登记。重组家庭心切的江某遍寻袁某无果，便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谁知用袁某婚姻登记时使用的姓名及出生日期查询，竟查无此人，枕边人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无奈之下，江某只得将办理婚姻登记的镇政府告上法院，希望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行政登记无效的结果。

这样一来，寻找“隐形妻子”的责任就落到了法院身上。联系原告以及原告岳父袁老汉，皆无进展。承办法官迅速采取B计划——直赴袁某原籍，寻找袁某的身份证明。

鉴于袁老汉反复无常的消极态度，前往江西的路上，我问方法官，“如果袁某的父亲不愿意做笔录，那怎么办？”

“完全有可能的，他甚至都可能躲着我们，避而不见。”

“那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要白跑一趟，这么远呐！”

方法官看着我，神秘地一笑，“其实我早就查过了，与袁某的姓名、出生年月完全匹配的个人信息，全国都不存在，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我们过去，就是要看看家里的户口本，看看有没有袁某的记录！”

“那如果户口本上没有呢？”

“户口本上应该就没有，袁某就是‘黑户’也不一定。然后去查一查当地公安局、派出所的记录，没有的话出个证明，加盖公章，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抵达江西分宜当晚，方法官再次电话联系了袁老汉。老汉情绪激动，声称女儿离家十几年没有回家，他什么都不清楚，而且案件与他无关，又直说江某可恶，对女儿不好，大有痛陈女婿劣迹的打算。方法官顺着对方的意思，话锋一转，“对啊，你女婿对你女儿不好，现在离婚不是正好吗，究竟怎么不好，你明天也都可以跟我讲，我们都会记到笔录中去的……”袁老汉态度居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即答应并敲定具体时间、地址。

我一脸崇拜地看着方法官，她却毫不以为然，“明天他可能又会反悔啦”。果然，第二天，我们吃了个闭门羹。

询问了或淳朴热心或冷漠戒备的乡亲，在一堆“鸟语”中迷茫的我们，好不容易“摸”到了袁家，却被告知老汉已下田劳作，手机打不通，哪块农田也不知，我们一筹莫展。而在家人递过来的户口簿上，发现与袁某的名字读音相同、出生年月却相差八年的女儿信息，又令我们瞬间凌乱。

热心的村支书，带着正在村里测量的乡镇干部闻讯赶来，也打开了僵持的局面，一边当翻译帮助我们沟通，一边干脆利落地吩咐家人找回老汉，接着又为我们介绍起袁家的情况。

原来，母亲去世后，袁某与弟弟便相继离家外出谋生，袁某除在婚前带丈夫回家一次外，便没有与家里联系过，老汉只在五年前见过女婿一回，并听说了女儿出走。儿子几年前听说在外地因盗窃被判刑，现在更是杳无音讯。

此时，袁父开着摩托前来，瘦削的身形，黝黑的皮肤，卷起的裤脚还沾着泥，典型的庄稼人。听闻我们是法院的，依旧抗拒，还是那句“我女儿离开家都这么多年了，现在又找到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还是乡镇干部的一番话带出转机，“那你想不想找到你儿子？想不想见到你女儿？”老汉渐渐迟疑，最终化抗拒为合作，协助我们完成了笔录。

接下来的工作异常顺利，找公安局，找派出所，查电子记录，翻原始档案……只消半日便完成任务，“隐形妻子”的身份也渐渐明朗：袁某确系袁老汉户口簿中的女儿，1980年生，为顺利进行婚姻登记而谎报出生年月。16周岁那年将户口由家里迁出，并未落入丈夫江某的户籍。至于最后户口迁入哪里，甚至有没有落户，我们都不得而知，亦或者，就像派出所民警所说，当地人为了少缴人头税，故意将女儿户口迁出而不落户……无论何种，于本案已无深究的意义。因身份信息错误，镇政府的婚姻登记行为存在瑕疵不容置疑，案件走向亦显而易见。

日行八百多公里的分宜之行，灵活办案的方法官，擅作群众工作的村镇干部，沉重的“隐形人”状态，孤独倔强的独居老人，都让我感触良多。当事人的困难和需求似乎绵绵不绝，而我们能做的总是太少，或囿于能力，或困于精力，常怀感同身受之心，却只能增添无力之感，群众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