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个性鲜明、魅力独特的领导风格，是其成就科学理论、非凡业绩、崇高风范的基础因素之一。认真学习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忠诚信念    达观坦荡

 挫折与磨难为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忠诚淬火如钢。邓小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考验，这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在对待个人的荣与辱、得与失、进与退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这种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力，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的不凡经历上。1933年5月，邓小平遭到当时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判，被贬到江西乐安县作巡视员。他对前来探望的两位党员干部讲道：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在十年“文革”动乱中，邓小平先后在1966年、1976年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最痛苦的时期。但他都以超常的沉静刚毅、豁达无私的胸怀涉过道道险关。1969年被遣送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期间，邓小平泰然处之，笑称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他除了每天劳作于工厂、躬耕于田园，便潜下心来博览群书。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道：“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千言万语只凝结为两个字“等待”。果然，第二次复出后，他便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对“文革”的全面整顿。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个人荣辱是小事，为人民工作是大事，这是邓小平对待人生境遇的最高准则。

1985年7月，来访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向邓小平请教长寿“秘决”。邓小平答道：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正如江泽民所说：“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和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

坚持真理    刚正不阿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既是邓小平的政治品格，也是他的领导风格。5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党内政治生活中逐渐滋长起来的不正常现象和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曾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的倾向提出过严厉批评。1959年荣国团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后，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1961年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视察。针对当地“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地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邓小平是一个知难而进，敢冒风险、勇担责任的人，明哲保身、中庸调和与他的领导风格是不相容的。他常讲，要有一点精神，“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犯错误。1975年，他在“文革”尚未结束时主持整顿，强调党性，整饬秩序，大张旗鼓地抓生产，与“四人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率先出来否定“文革”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碍思想的大山。关于改革开放，他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正是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他的思想锋芒更加锐利，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不畏惧任何困难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流露：他喜欢在波涛翻卷的大海里游泳，感到那里“有股气势”；打桥牌喜欢与高手对阵，觉得“输了也有味道”。

胸怀全局    目光远大

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少壮派”。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邓小平都长期在第一线，练就了目光远大、思维开阔、胸怀全局的品格。抗战时期，邓小平时刻提醒大家：“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挺进大别山时，刘邓所部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仍不同意中央调陈庚、谢富治等兄弟部队南下支援的考虑。他指出：“中原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大最后的困难”，鼓励大家坚持到底。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南线蒋军主力黄维兵团是战役取胜的关键。为此，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从大局出发，拼死一战。他有一句话在军中广为流传：“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大局为重的做法博得了同志们的信赖和中央的倚重。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有充分的资格和条件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主张领导干部年轻化，放手培养一大批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他多次说：“要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退下来”。他在威望最高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谆谆告诫：“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命运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很不健康的，是靠不住的。”1989年，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为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发挥了带头作用，充分展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他说：“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对我个人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这些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话语体现了他坚定的唯物史观和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

举重若轻    行事果断

周恩来曾评价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是“举重若轻”，是指他具有“庖丁解牛”、指挥自如的处理棘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邓小平总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沉重繁杂的任务中，迅速而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问题的解决。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一旦决定下来，邓小平只是宣示总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目标，“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到了和平年代，邓小平也总是在方针、政策、原则上作出明确交代，具体方法不多讲，使执行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他“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四人帮”粉碎后，曾志找到邓小平，要求为“文革”中蒙冤的丈夫陶铸平反昭雪。邓小平既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更多的感情流露，一度使她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是，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把平反冤假错案当作纠正“文革”错误的关键，迅速把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直接交给中组部审查，并亲自讲话，作出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89年，海南杨浦搞开发区，把土地租给外国人，一租70年。当时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这是卖国。邓小平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我们要郑重考虑”。过了一个月，他又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 后，认为海南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是要向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明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到。”可见，在邓小平的工作原则中，调研不清楚，时机不成熟，宁可隐忍不发，政策持重；一旦时机成熟，则雷厉风行，迅疾行事。

思维辨证    言简意赅

无论在中国人眼里还是在外国人看来，邓小平都是个不喜空谈、讲求实干的人。而对辩证法的精通使邓小平的务实作风表现得更加充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太行山工作时有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多次在会上予以高度评价；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周恩来在50年代中期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细读邓小平的著作，处处可以感受到贯穿其间的辩证思维的机智，以及他关于变化而不是停滞的观点，全面而不片面的观点，“两点论”的观点，揭露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利用矛盾的观点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
    但是，邓小平广博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却是以极为朴实明快的语言来表述的。女儿邓榕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回答是“跟着走”；问他抗战时在前方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情形，他只是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邓小平的思维和理论植根于生活和实践，他善于把来源于民间的语言加以概括引申，并赋予其深刻的含义，如“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等等。或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或概括一个施政方针，或说明一个事物的特点，他都用十分通俗易懂及生动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简明化、形象化、大众化，使得他的理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掌握，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大众哲学。

（本文根据王宁的《邓小平的革命风格》一文及有关资料整理）